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 ，2007年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2009年世界经济论坛“青年领袖”，她身兼数职，担任纽约国际政策研究所所长、芝加哥议会全球事务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金融评论》拉美办公室主任。
“灰犀牛”，通常用来代指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与“黑天鹅”的比喻正好相对，黑天鹅专指小概率却影响巨大的事。而非洲草原上的灰犀牛，看似目标巨大、反应笨拙，但一旦向你狂奔起来，你却毫无招架之势。我最早在2013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提出，而后慢慢丰富理论，最终在2016年出版了《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这本专著。
人们面对灰犀牛的五个阶段：首先是否认，否认存在危险或刻意弱化其危险性；接着混日子，意识到危险存在后，采取拖延战术，把问题留给未来；到了第三个阶段，人们开始争吵，因为不确定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在寻找威斯尼斯人0907官方网站的解决方案的过程中相互指责、推诿责任；第四个阶段是惊恐，发现灰犀牛真的要发动攻击了；最后，要么行动，要么崩溃——但这些行动偶尔在灰犀牛发动攻击之前，大多数时候都在其后。
值得注意的是，“灰犀牛”并不会突然出现，而总有一系列的警告和征兆。无论是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集中爆发，还是数码技术对传统媒体的颠覆，这些“灰犀牛”到来前，都有明显征兆。识别这些风险，防范于未然，对危机进行预管理，是领导者和决策者们的必修课。
“ 单单专注于预测本身是很危险的事 ”
想要躲避危险，首先要做的是发现危险。在野外发现犀牛的能力是长期训练的结果，所以我们也应该提升发现“灰犀牛”式危机的能力。
常常有人希望我预测市场何时会崩溃，而我却认为，单单专注于预测本身是很危险的事。预测危机是很困难的，而且如果有人发现了危机并事先进行防范，你的预测也不会成真。进行预测的目的应当是界定问题并尽早着手去解决问题，而并非单纯为了让预测成真。
在实践中，很多时候人们希望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但可能最初的解决策略并未奏效，甚至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但如果你足够灵活机敏，你就能让自己离解决办法更进一步。不论是从公司角度还是个人角度，这一点都很少有人意识到。相较于尝试解决问题但最终可能于事无补，你更应当害怕什么都不做。
我的书中曾经写道“如果不能避免灾难，那么维持现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我必须提醒你的是，我这里所说的维持现状并不等于坐以待毙。维持现状，是一种古老的选择，在无法把事情变得更好时，就坦然面对。听上去似乎和我刚刚说到的观点相矛盾，但我这种观点的核心是：在很多事例中我们要认清什么值得挽救，什么不值得。
我举一个柯达公司的例子，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研发出了数码相机。他们公司内部却决定不量产数码相机，因为他们希望保住自己的主营业务——胶卷。对于公司内部的人来说，“灰犀牛”是失去主营业务，而真正的“灰犀牛”却是不能满足新兴市场的需求和适应科技进步的趋势。
有时候面对“灰犀牛”时，你需要决定可以舍弃什么，需要舍弃什么，必须舍弃什么，你需要认清自己的能力能否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好的应用。如果无论如何都避免不了要被灰犀牛碾压过去，我们为什么不做出更好的选择呢？
人工智能是实体经济的“灰犀牛”
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它对社会的影响，它会给高科技垄断性公司增加巨额的收入，当然也会加剧隐私和不平等问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也会给商业社会带来难以想象的收益。
在过去的几年间，人工智能取得了很多进步，我并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关于人工智能的争论非常复杂，有人认为机器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就像工业革命夺走工匠们的工作一样。
我曾经说过，人工智能对实体经济来说就是一只巨大的“灰犀牛”。但有的人却认为这样的说法夸大了人工智能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远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大。这要看我们从什么方面理解人工智能的影响了，对我来说，我会更关注人力资本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关注的是人在哪些地方能比机器做得更好、创造更多的价值。
我认为很多正在接受教育的人，会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工作被机器夺走。虽然人工智能也为一些职业创造了新的机会，但这些职业都需要提前对人进行训练，而且人们对生活的改变依旧怀有抵触心理，所以如何增加人们的安全感，对更好地保障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同时还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经过训练以后，人们就更能得心应手地使用和监控人工智能的工作。
那些技能水平更高的人，他们常常工作很长时间，在中国和美国有些人一周工作60-80小时，他们鲜有时间陪伴家人，人工智能或许能帮助他们减少一部分工作时间。
同时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有人认为政府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也有人认为不应当都交给政府，我认为两者应当结合起来。在美国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更为多样化，但过多的争论也可能让我们错过解决问题的时间，无法为继续前行创造条件。
多元决策有助于避开“灰犀牛”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提升公司的多元化，促进男女平等、种族平等，吸纳残障人士就业、实现多元包容的就业环境”等口号，我都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理解它们。女性、少数族裔、残障人士等是弱势群体，很容易受到歧视排挤，所以从公平角度，要倡导多元包容，要帮助他们平等就业。但后来我意识到，多元包容不仅仅是因为“政治正确”，还因为它能真正帮助我们做出对的决定。
例如，大家都知道2008年雷曼兄弟的破产，如果当时是“雷曼兄弟姐妹”公司，也许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这不仅仅是性别问题，而是不同角色构成的决策团队和多元化决策过程的问题，也是面对危机和责任的不同态度的问题。
性别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个“灰犀牛”事件，我认为真正的“灰犀牛”是社会和经济体能否正确对待女性的技能和观念所创造的价值。如果不能的话，人力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将会被浪费。我认为，当前社会没有对养育子女的价值给予足够重视，很多女性都出去赚钱养家，但是女性花在家庭上的时间却被看作是休息时间。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多样性可以让我们更具生产力，经历的多样性十分重要。合理评估女性在养育小孩时进行的工作，则对社会健康发展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男性在家中所做的工作同样应当得到重视和鼓励。研究显示，当父母双方都积极参与到家庭工作中的时候，家庭状况最为健康。还有研究显示，父亲参与教育越多，他的女儿在工作环境中表现也越好。所以性别平等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男性和女性两者关系的问题。像我刚刚提到的，在给男性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这件事上，人工智能或许能够帮上忙。人工智能让人们的效率更高，从而能省出时间陪伴家人。
特雷斯·休斯顿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男女在决策过程中的不同，女性在决策时能更好地评估风险，也能更好地评估自身表现。你可能看见过这样一份报告，团队中有更多的女性成员时，团队的工作产出会更好，这项研究还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城市中，公司试图增加更多的女性，他们认为一个团队中任何一个性别应至少占40%。一个全是女性的董事会做出的决定和全是男性的董事会做的决定可能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多样性。多样化的团队能够带来不同的观点，从而平衡风险。如果一个决策团队中全是律师或者工程师，决策都不会特别有效。
另一篇研究报告中提到,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决策，每一个不同的决策方法都应当被了解，因为不同的决策方法之间可以实现一种平衡。众口一词对于决策最为危险，如果整个决策团队的构成太过相似，每个人表述自己意见时只会赞同上一个人的意见而不会进行辩论。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考与决策方式，才可能更全面地看待问题、评估风险。而特权地位带来的单一、相似的视角，以及背后的盲目自信、忽视异见，往往就是一些决策者遇到灰犀牛却视而不见的原因。这些议题背后的逻辑其实一以贯之。
改革总是痛苦，所以这些变革的呼声和相关研究才会更为珍贵。面对这个世界不断飞出的“黑天鹅”，时时奔腾而来的“灰犀牛”，直面问题，积极应对，多元决策，我们完全可能做得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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